他的很多言论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对于反对声音，他只是说：“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年届八十的茅于轼平和、儒雅、治学严谨。他的著作大多数人都能看懂，他信奉：经济学家应该传播经济学知识，让普通人都能看得懂。

　　1200元，28年，这组数字是一种艰难的跨越。它将个税起征点由1980年9月的800元，提高到了2006年1月1日的1600元，再到2008年3月1日开始实施的2000元。

　　那么，中国百姓的税赋到底高不高？

　　“高了，还是高了！” 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说。穷人的税赋比富人高，绝大多数百姓只是关心个税的起征点是1600元还是2000元，其实并不知道自己一直以来都在交纳税赋。你从超市买东西，其实价格里面都包含着税，只不过收据上没有写出来，这难道不算消费者的纳税吗？在他的博客中《穷人的税负比富人高》是他对个税征收最直接的判断。

　　市场上总有一种不同的声音，当大家为某一件事情的小小胜利而欢呼雀跃时，他总会“泼盆冷水”，以至于常常这种理性的思考会遭到网友、读者的反感、反对抑或“骂名”。

　　敢于直言的茅于轼说，经济学家不是政治家，政治家是要考虑社会影响，而经济学家就得说真话，不骗人。但是，“有时候，你说真话老百姓就不喜欢你。”

　　有时候，敢于直言不一定就能有结果。一直热衷于公益事业的茅于轼连续三年向民政部申请成立非政府组织，在所有手续都完备的情况下，无疾而终。确切地说，应该是无限期等待。民政部相关部门并没有说不批准，所有资料齐备上交之后，没有审批日期。茅于轼说：“这不就是无限期延伸吗？”

　　“他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我总叫他注意身体，可他总说时间本来就不够用，不能耽误太多，嘴里答应休息，但就是停不下来。”在茅于轼家里，他的老伴向我们发起了牢骚。

　　打成右派期间，我一直在铁道研究院做研究工作。这段日子，对我真正接触经济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时图书馆里有本书叫《运筹学》，它很接近经济学，所用的数学就是数学规划，这方面我很熟悉，早期进入到经济学领域就靠这些知识。

　　《数字商业时代》(以下简称DT)：你的父亲是铁路机械工程师，伯父茅以升是桥梁专家，你小时候有没有受到他们的影响而对铁路机械感兴趣？这样的家庭背景对你的成长影响大吗？

　　茅于轼：我是对机械感兴趣，但后来不知不觉就对经济感兴趣了。我们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我有两个伯父，大伯父叫茅以南，很早就去世了，二伯父就是茅以升。我爸爸他们兄弟三人都是留学生，我爸爸跟二伯父都是美国留学生。

　　我们家庭在那个时期应该说是很少见的，因为都出国留学，当时属于书香门第的家庭并不多见。按现在的说法，我们的家族当时就是有点儿“洋气”。当然这种“洋气”并不是说吃饭要佣人倒茶什么的，而是说我们的思想特别自由开放，接受西方文化比较多，这应该说是我们家庭共同的特征。

　　不光我的父辈，我的祖父那一辈也是知识分子，他们不是当官的也不是做生意的，比如选择做记者、做幕僚等自由职业。从小我们家就比较重视教育，我几个兄弟姐妹都是大学毕业的。

　　我是1950年毕业的，要是早毕业几年，我也到美国去留学了。我的几个叔伯、哥哥姐姐，有一半都在国外，所以他们也是受到上一辈的影响，这就是我们家庭的背景特点吧。

　　DT：这样的家庭背景给你带来了很多有益的东西，但是后来也让你遭受了磨难，1958年你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又被下放，你对经济学的研究是在这期间产生的，还是之前就对微观经济学有研究？

　　茅于轼：我从小对数学特别感兴趣，最优化的数学叫数学规划，我研究过十年以上的数学规划问题，所以就进入到这个资源最优配置问题。1958年我被打成右派之前，对微观经济就开始了关注和研究。

　　1958年到1966年，也就是被打成右派期间，我一直在铁道研究院做研究工作。这段日子，对我真正接触经济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时图书馆里有本书叫《运筹学》，它很接近经济学，所用的数学就是数学规划，这方面我很熟悉，早期进入到经济学领域就靠这些知识。

　　我的经济学不是学来的，我是自己发现的。我跟其他经济学家有不同的地方，人家是科班出身，我不是科班出身，我是自己想出来的。

　　DT：1966年文革期间你被下放，在这期间你对世界和经济的认知依靠什么途径？

　　茅于轼：那时候我在工厂，工厂图书馆定了一本杂志，就是美国的《机械设计》，是英文版的，每月一期。那时候是影印版，现在不可以影印了，属于侵犯知识产权，当时还没有人讲知识产权的问题。每期我都看，所以我的外语始终没有丢，而且那个《机械设计》里有很多好玩的东西，所以我特别喜欢看那本杂志。另外就是学的数学、空气动力学，国内有各种书可以看，而且还有苏联的书，当时就是通过这些渠道看书，但是经济学的书看不到。

　　DT：你研究微观经济学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吗？你真正接触经济学是什么时候？

　　茅于轼：我在1979年做出了一个自由分配原理，直接进入到经济学最核心的问题。在1985年做出了自由分配原理的书。这应该说是我对经济学的一个发现。我的经济学不是学来的，我是自己发现的。我跟其他经济学家有不同的地方，人家是科班出身，我不是科班出身，我是自己想出来的。

　　我是1981年真正接触经济学的。当时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组织了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家到中国来讲经济学，地点在颐和园，举办了两个月。当时大概有五六十个人去听这个课，那是我真正接触到了西方经济学。当时能听懂课的人很少，因为他主要讲的是数学，我的数学是最好的，所以我听他的课没有困难，其他学员大部分听不太懂。

　　不光是中国，全世界都一样，老百姓看问题跟经济学家就是不一样，经济学家看的是全面的问题，老百姓看眼前自己的问题。经济学家不研究个人怎么理财，而研究全社会的财富怎么增长。

　　DT：现在有一种现象，无论是专家还是学者，如果有与主流不同的声音出现，就会遭到网友的反对或者片面的理解，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没有经济学家为利益集团说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