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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以宁：

　　第一，民间创业的积极性是怎样被调动起来的。

　　回顾这30年，我们首先应该感谢在30年前的今天，《光明日报》发表了重要的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文章发表了以后引起了全国的大讨论，这是一个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始，使得正确的理论和指导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不破除文本主义和教导主义就不能拨乱反正。一切从实际出发，立足于基本国情，从旧思想的观念中解放出来，这就是这场大讨论的核心。没有这种大讨论，就不会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改革开放的路线，也就不会有民营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我们知道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有三件重要的改革开放的事项，民营经济的发展有了。

　　1，农村家庭承包制的开始。改革要在计划经济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突破，最薄弱的环节就是农村。为什么农村是最薄弱的环节？因为农村和城市是不一样的。城市生产是政府管制的，生活是政府包下的，你只要愿意工作，拿到最低工资30多块钱也能维持。生活上有粮票、油票、鸡蛋票，所以生活上是包下来的。但是农村不一样，农村生产是管制的，种什么，到哪里销售，一切都管制，但是生活是不包的。所以说，所谓困难时期饿死人是饿死农民，城市一般没有活活饿死的，只有营养不良病死的。所以农村是计划经济链条的最弱的环节，改革从最薄弱的环节突破，所以出现了农村家庭承包制，这实际上把广大的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农民可以自己指挥，自己生产，安排副业经营。把农民的积极性极大地调动起来。以后产品大大增加，农贸市场开放以后，鸡鸭鱼肉都有了

　　2，乡镇企业的兴起。紧接着第二个浪潮来了，这就是乡镇企业的兴起。乡镇企业的兴起对当时的中国具有重要的意义。于是，在计划体制之外就出现了乡镇企业市场，这个市场是乡镇企业销售商品的市场，这就给广大的民间创意的积极性进一步调动起来了。

　　3，紧接着的改革措施是经济特区的建立。如果说农村承包式的推广给了农民经济上的自主，乡镇企业兴起后，计划外的市场产生了。深圳特区的建设速度超过了香港。这些就好比在平静的水面丢下了三个石头，激起层层波浪，改革无法阻挡，这就是我们回顾30年前的情况所得出的结论。

　　民间创业的积极性从哪里调动起来的？从84年开始，改革转向城市，于是开始考虑到企业怎么改革，无论是放权让利、搞承包也好，但最后归到股份制上。我们知道，新中国的企业家是怎么出现的？解放后实际上没有。解放后中国企业家的出现经过三个高潮。第一个高潮，在1979年以后，体制外出现了民营企业家，包括了农村中出了一些能人，农村中创办乡镇企业的人，还有插队回来没找到工作的青年，这些人处在体制之外，他们有自己的见解，看到了民间创业的好时机。第二个浪潮是1985年开始，当时是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后，这时出现了一些从体制内转到体制外的企业家。他们原来是机关工作人员，或者是国有企业中的人，还有国家科研机构、高校教师这样的人。他们从体制内转到体制外，通过自己的努力创业了。尽管当时一些民营企业还戴了红帽子，但可以理解。因为当时对民营经济有一定的限制。虽然挂上了集体的牌子，毕竟是创业了。从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就出现了第三个高潮，即体制内开始形成。通过企业的改制，通过企业的重组，出现了一大批的企业家。所以从整个过程可以看出，没有思想的解放，没有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我们的经济不可能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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